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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教育研究方要擺脫唯實證主義的三個“崇拜”

2019-02-26 17:36    來源:未知    

  辯證方是馬克思主義學說在方上的重大創新和突破,值得人文學科、社會學科、自然科學的工作者們認真學習與繼承。

  內容提要:2014年以來,中國教育學界涌現出一股大力倡導走向實證主義、擁抱實證主義、推崇實證主義的方轉向的浪潮。教育研究走向“實證”范式的轉型在客觀上推進了研究的科學性、精確性、可靠性。教育需要有實證的研究,需要有自然科學特別是信息科學、認知神經科學、生命科學等的參與,以形成跨學科的宏大視野、全新格局,這無疑有助于推進教育研究收獲新的發現、新的成果、新的思想。然而,教育學科的長足發展,不僅需要自然科學的加盟,作為一門研究“如何”的學科,它更需要與文學、美學、倫理學、哲學、人類學等人文與社會科姻,教育研究不僅僅具有自然科學研究的屬性,它更具有藝術與審美的人文科學研究的品性。我們呼吁教育研究在方上必須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立場,從而真正推動中國的教育研究進一步走向繁榮。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僅體現在其科學的學、哲學、經濟學思想,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其獨樹一幟的科學的方體系,這種方體系既注重事實和經驗,又超越了具體、微觀、瑣碎的“證據”,并在“總體性”理論思維中經過唯物辯證法的有效運用,從而達到了對內在本質和規律的充分揭示和把握。可以說辯證方是馬克思主義學說在方上的重大創新和突破,值得人文學科、社會學科、自然科學的工作者們認真學習與繼承。首先,教育研究要擺脫唯實證主義方的“證據崇拜”,走向有思想、有精神、有靈魂的“隨機應變”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方的“總體性”研究。其次,教育研究要擺脫唯實證主義方的“強力崇拜”,走向以豐富、多元、靈動為重要特征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方的“關系性”研究。再次,教育研究要擺脫唯實證主義方的“‘測得準’崇拜”,走向以生成性、發展性為重要特征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方的“運思性”研究。

  標題注釋: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15YJA880028)“基于概化理論的教師培訓課程標準的研制研究”課題的部分成果。

  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領域究竟該選擇何種方的爭論始終貫穿著學科發展的歷程,教育研究領域也不例外。自《大教學論》(Great Didactic of Comenius)一書標志著獨立形態的教育學的誕生以來,教育研究在方上始終在實證主義與非實證主義之間徘徊。方的爭論不僅影響著教育學者對研究問題、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研究策略的選擇與應用,而且還反映了教育學者的宏觀理論立場與其背后固有的哲學信念與信仰。近年來,實證主義方以其基于證據、可量化及可重復性操作的特點,備受學界推崇。認為實證研究的成果是更新教育決策和鑒別教育理念正誤的標尺,教育研究必須全面轉向以實證主義方為主體,并視之為未來提升中國教育研究質量和影響力的必然選擇,倡導全面走向實證主義,以跨學科的宏大視野加強教育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交叉融合,從而引領教育研究范式的轉型。呼吁教育研究的全面轉向,特別是在方上全面走向“實證主義”的研究范式,這不僅不是一場教育思想上大的解放、大的突破、大的創新,相反會使得原本有著豐富多彩、趣味紛呈、意境悠遠、運思機斷的多種教育學研究的范式與方法入“實證主義”方法的一條通道,那將不是教育學研究的輝煌,恰恰是教育學研究的“青蛙之災”。[1]

  早在古希臘時期,比如斯多葛主義(Stocism)、古典原子論(Classic Atomisticism)以及懷疑論(Skepticism)的著述中就有了實證主義的影子,而真正提出“實證主義”(Positivism)這一學術概念并將其作為方體系予以發揚光大的是法國哲學家、社會學之父孔德,其撰寫的6卷本《實證哲學教程》(Course of Positive Philosophy)是實證主義形成的重要標志。他提出的人類從神學到玄學再到實證階段進化的三階段遭到了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批判,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其實證階段(即走向科學的階段)并非是哲學的解放或新生,而是理性的異化,使主體陷入“無思”的境地。縱觀西方哲學、社會學等學科的傳統與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其是以“堅持實證”與“反對實證”為重要線索而展開的,其間穿插著許多哲學與社會學的理論流派。而反對“實證主義”的幾乎涵蓋了所有有著深刻影響的西方哲學和社會學領域的諸多流派,包括新康德主義、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現象學、存在主義、符號互動論、解釋學、生命哲學、擬劇論等等,這些理論在批評實證主義、弘揚研究中人的精神性一面達到強烈的共識。繼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ber)之后,反實證主義的蔓延至德國之外的許多歐洲國家,甚至在實證主義社會學占絕對統治地位的美國也形成了許多重要的學者與流派。領袖式人物費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的可貴之處在于曾經作為一名科學哲學家的他有力地揭示了實證主義者的“證明方法”中的漏洞,“這樣的漏洞遠比我們想象的要深刻,以致于在某種關鍵時刻,嚴格的證明并不比其他方法(比如他提出的反歸納法)要高明多少,甚至對科學研究可能還是有害的”。[2]其撰寫的《反對方法:認識論的無政府主義》是對實證主義方作總體性批判的巨著。作為一名科學哲學家,費耶阿本德原先是一名堅定的實證主義方的擁護者,但后來卻成為當代科學哲學學者中最大的異端,甚至被視為實證主義哲學的掘墓人和送葬人,他對于經驗主義、實證主義、工具主義、理性主義的批判和反戈一擊最為致命。所以很多哲學家、社會學家將《反對方法:認識論的無政府主義》一書不僅視為一部對實證主義的批判書、審判書、宣言書,而且更視為一個重大的“事件”。[3]

  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為基本立場展開了對實證主義方的有力批判。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僅體現在其科學的學、哲學、經濟學思想,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其獨樹一幟的科學的方體系,這種方體系既注重事實和經驗,又超越了具體、微觀、瑣碎的“證據”,并在“總體性”理論思維中經過唯物辯證法的有效運用,從而達到了對內在本質和規律的充分揭示和把握。美國著名馬克思學家諾曼·萊文(Norman Levine)高度評價了馬克思主義學說在方上的光輝與跨時代意義,“馬克思的辯證法是社會分析的方法和作為人類行動指南,它是馬克思整個體系中的最重要的方法”,[4]正如國內許多學者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普遍的、一致的觀點,“它是包含真理的體系哲學,也是科學的的方”。[5]馬克思主義辯證方為開展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可能性,是“實證主義”與“反實證主義”的歷史交鋒下的正確選擇,是教育研究的科學化的方體系,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辯證方對開展教育研究的重要意義。

  “證據崇拜”論者只相信數據或證據所反映的所謂的“事實”,而忽視人的主觀理性和主體精神,排斥人類所需要的信仰和對未來的希望之光。對此,費耶阿本德曾引用過愛因斯坦在論證科學與哲學的區別之時提到過的與神學和哲學相比,科學反而具有某種“機會主義”的屬性,并用此來批評作為科學家的伽利略的“機會主義”之路的迷誤與迷途,“伽利略只要覺得自然改革了自己的程序,只要覺得自己遇到由人類心理和生理造成的障礙,他本人就會改變自己的方法”。[6]伽利略的這種善于“審時度勢”的“機會主義”特征,即完全依據科學的實證研究所獲得的所謂的數據與證據來“任意”解讀其背后的可能原因和道理的能力,表面上看是“科學”的,是唯實證的,是唯依據或證據、數據和事實的,但在費耶阿本德看來伽利略卻成了“科學”的“仆人”,而絕不是有人類精神和主觀能動性的主體。這是一種典型的缺乏信仰、沒有精神、沒有靈魂、沒有思想,沒有價值追尋的“機會主義”者。因為只要有所謂的數據或者證據,就“什么都行”“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能解釋”“什么都會自圓其說”。同樣,完全走向實證主義,這不僅不是教育研究的幸事,反而極大可能會導致教育學者迷失信仰、遮蔽理性、失落精神、牽絆心靈。那種唯有獲得數據,取得證據,才可以“發言”的觀點與主張,會使許多原本有思想的教育學者逐漸遠離了原創精神與智慧的火焰。教育研究離精神世界漸行漸遠,知識的荒漠之上隨手可撿的只是“數據”或“證據”的沙礫,唯有思想的海洋之中才會有亮麗的珍珠與貝殼,但它卻成了我們遙遠的他鄉,成了觸不可及的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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