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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能見度——向陽花之“死” 女工組織生存大

2019-02-11 15:08    來源:未知    

  核心提示:廣東番禺舊水坑村,是一個著名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聚集地,這里有超過十萬民的女工,也有一個專門為女工服務的社工服務中,名叫“向陽花”,三年來,這個女工組織深受外來打工小姐

  廣東番禺舊水坑村,是一個著名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聚集地,這里有超過十萬民的女工,也有一個專門為女工服務的社工服務中,名叫“向陽花”,三年來,這個女工組織深受外來打工小姐妹的歡迎,但是如今,它卻面臨著生死的抉擇,向陽花的負責人駱紅梅收到了來自當地主管部門的行政通知,并被多次約談,她被要求要么自己去注銷了這個機構,要么這個機構組織會被民政局撤銷。

  駱紅梅:你企業割了你一點肉,你痛了,你就去找政府去叫冤,可是我們已經被割了這么多年的肉了。

  駱紅梅:就工廠自己提出來了,就我不要再讓你們提出來要補,然后我先提出來,這樣子我就沒那么被動了嘛。

  姜楠:廣東番禺舊水坑村,是一個著名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聚集地,這里有超過十萬民的女工,也有一個專門為女工服務的社工服務中,名叫“向陽花”,三年來,這個女工組織深受外來打工小姐妹的歡迎,但是如今,它卻面臨著生死的抉擇,向陽花的負責人駱紅梅收到了來自當地主管部門的行政通知,并被多次約談,她被要求要么自己去注銷了這個機構,要么這個機構組織會被民政局撤銷,那么“向陽花”究竟犯了什么錯,以至于沒有容身之地呢。

  解說:今年29歲的駱紅梅,是“向陽花”社工服務中心的負責人,因機構暫無辦公場所,駱紅梅只好借用朋友的住處作為采訪場地,她說向陽花已搬遷了三次,最初的辦公場地設在番禺區舊水坑村,舊水坑村是廣州市遠近聞名的富裕村,有十多家外資企業。

  駱紅梅(向陽花負責人)那個地方特別小,那個地方是只有1.79平方公里,最高峰期的時候,那個地方的女工是達到了十萬人的,好多個部門的人去那里,領導去那里做調研,說要怎么樣來服務這些外來女工,因為這么密集呀,這么大的一個群體,這么大的數量,但是去調研完了之后,都又沒有后續了,所以我們當時就選在了那個地方,特別特別的集中,女工特別多,但是呢,公共的服務,公共的設施特別少,就是網吧,除了網吧還是網吧。

  解說:據資料顯示,截至2013年底,廣東異地務工人員總數約2700萬人,約占全國的三分之一,駱紅梅說“向陽花”成立之初,她和另一位發起人只想著為打工妹們提供一個學習和交流的空間,讓她們有機會融入當地社區,增強歸宿感,適應城市生活,駱紅梅16歲從湖南農村來廣東打工,她說最初的幾年,她和工友們連公交車都不會坐,到醫院都不知道怎么看病。

  駱紅梅:在家里的時候,老是聽人講廣東多好呀,但是我一個人在這里生活的話,我就覺得特別特別艱難,所以這些經歷都會促使我,為什么會想去做這些女工的工作,就其實大家都是一樣的。

  解說:曉娟是廣東本地人,在廣州一家珠寶工廠工作了15年,2012年因組織工友向廠方爭取合法權益,被企業辭退后,加入了“向陽花”社工服務中心。

  曉娟(向陽花干事):結束了工廠工作之后呢,就是我們這邊,我們“向陽花”也剛剛需要人她就邀請我過來,就在我們那個工業區,能像我們這樣走出來的一批工人是不多的,我覺得大部分的工人意識還是很淡薄的。

  解說:向陽花初建時,主要是為女工提供一個學習和交流的空間,組織語言、舞蹈興趣班、觀影會、周末女工論壇、社區表演,為工人提供女性健康,法律知識,計算機等相關培訓,為了吸引更多的女工參與活動,駱紅梅和同事經常要到工廠女工宿舍和出租屋探訪,傾聽女工的訴求,邀請她們到機構來參加活動,駱紅梅說最初去女工宿舍做宣傳的時候,很多人對她們并不信任。

  駱紅梅:一個是擔心推銷化妝品的,推銷那個商品的,一個是擔心搞的,就那個,就有很多人不相信,說我們不需要,不需要,你拿走吧,你拿走吧,嗯,但是也沒關系,我們當時還印了那個通訊,就是會把我們每一期的活動,然后那個用那個通訊的方式把它印出來,就是每一期,每一次的活動都有嘛,有圖片、有文字,然后她就看那個報紙,然后有些她一期一期接著看,哎,很好,就慢慢地就熟悉了,然后也會來看一看。

  解說:據駱紅梅介紹,“向陽花”社工服務中心于2012年3月11日,在廣州市番禺區舊水坑工業區舉行了啟動儀式,“向陽花”建立初期,得到了很多部門的協助和支持。

  駱紅梅:那時候我們正在準備注冊嘛,然后注冊的時候差,那時候社會組織那個登記的話,還是要三萬塊錢的注冊資金,現在是不需要了,嗯,但是我們沒有錢,然后呢,當時省婦聯是出了五千塊錢的,那個注冊的資金的,之后就開展活動的時候,就跟那個街道合作會比較多,街道的團工委,義工聯合做活動,然后他們出經費,我們來承辦一些相應的活動,就給這個工友組織活動。

  解說:駱紅梅說“向陽花”成了政府部門與工人對接信息的紐帶,同時也豐富了女工的業余生活,開始的時候“向陽花”所在社區的居民,也給予了她們很多幫助。

  駱紅梅:還有本地的一些居民,給我們捐物資,椅子呀,然后還有一些清潔用品,因為我們當時開始的時候,特別艱難,我們第一年的時候,圖書,募集圖書,募集了一個月,大概募集到了一千多冊,然后募集那個書架,都挺好的,我們募集到了,然后我們沒有車去拉回來,然后我們就在社區里面跟別人講,然后就有人幫我們去拉。

  解說:“向陽花”社工服務中心在2012年9月完成了登記注冊,駱紅梅說由于“向陽花”的女工社區活動開展得紅紅火火,深受工友和社區的歡迎,“向陽花”女工服務中心贏得了當時中心所在的街道辦和團委的贊揚和支持,街道團委在“向陽花”女工服務中心成立了團支部,并向社團委推薦了“向陽花”的女工服務項目,幫助“向陽花”申請市團委 的資助,駱紅梅也經常會是各類研討會的座上賓。

  駱紅梅:那個我們提出的一些看法和問題,當時也是很,就是他們很認可的,就我們在講這個外來工的城市融入的問題,然后流動兒童的問題,那個積分入學的問題,相關的問題的時候,外來工權益的問題的時候,它們都是很認可的,然后都希望我們就是做那個會員,就是這些單位都希望我們加入去成為會員的,甚至是成為就是聯合發起這樣子的,扮演這樣子的角色的,所以那時候團市委是有撥款,就是有跟我們有項目合作的,有支持,跟我們有資金支持的嗯,然后街道,團委更不用說了,對,然后省婦聯也是更不用說了,對,都是有的。

  解說:憑借出色的,具有性別意識的女工支持與服務活動,“向陽花”取得政府和社區民眾,特別是女工的支持,迅速壯大,2013年10月“向陽花”的分部,南沙社區公益服務中心成立。

  駱紅梅:我們做調研的時候發現,就是那邊有很多小孩,很多那個小孩家里做生意的,或者是在工廠上班的,沒有時間照顧那個小孩,就在那個在街上到處亂跑,然后很不安全,有很多隱患,然后我們就想有一個中心,就是在那個放學之后,就4點半之后,可以小孩到中心集中來做作業,然后我們招募一些志愿者,有媽媽,有那個學校的大學生,然后這樣子的話,他們就有一個安全的空間。

  解說:駱紅梅說她們還鼓勵全職媽媽,到公益服務中心輪流帶孩子,有些媽媽就可以做一些臨時的工作補貼家用,這樣一來,上班的媽媽可以安心上班,全職媽媽也有了經濟收入,又能陪伴孩子一起成長。譚女士是南沙社區公益服務中心的負責人,她以前在鞋廠做過工人,當過促銷員,賣過手機和奶粉,生小孩后做了三年的全職媽媽,這是她生完孩子后的第一份工作。

  譚女士(向陽花南沙分部負責人):然后我們那一塊那個中心的,活動中心的中間就是一個居民點,就是那些出租房都在那里,就像帶孩子的話也沒有一個像公園都沒有的,沒有地方可以去,有了這個地方,大家每天帶著孩子過來,剛開始工作人員比較多,像還有他們學校過來實習的嘛,都可以在一起給孩子講講故事啊,帶著他們玩一下游戲,所以大家都非常愿意去那個地方。

  女:上面直接跟我們說,已經不租給你們啦,我們就只能這樣跟你說,為什么他們沒有跟我講,就是說不租給你們啦。

  解說:為何它的分支機構南沙社區公益服務中心于2015年4月關閉,“向陽花”最終面臨會被撤銷的命運呢。

  2003年駱紅梅初中畢業,因家庭貧困沒有錢交學費,只好跟隨親戚到廣東打工,2008年因為一次嚴重的工傷,駱紅梅左手被機器碾傷。

  駱紅梅:我那個2008年工傷,然后工傷之后就一直在治療和廠里面打官司,然后打官司差不多就是打了三年整整打了三年,因為2008年治療結束之后,2009年就開始打官司,2009年、2010年、2011年,一直都在打官司,嗯,然后到2012年才拿到了那個賠償,就是工傷之后,這個維權的路特別漫長,也很艱難,這個的話就更加使我堅定說,要去要為女工做一些事情。

  解說:作為一家關注女工權益的機構,2013年3月,“向陽花”社工服務中心做了一次女工權益狀況的調研,駱紅梅說調研期間,她們發現了很多女工的權益沒有得到保障。

  駱紅梅:比如說女工這個懷孕了的時候,就只有是離職,就是一個是沒有繳生育保險,一個是上夜班,或者是工作環境比較差的話,她就沒辦法在那里堅持上班,上到她生孩子的時候,正常的休產假,就是沒有辦法,這是很普遍的一個情況,另外一個很普遍的情況就是,性騷擾也是很普遍的,但是這個是沒有什么處理的途徑的,沒有什么申訴機制的,對,其他的問題可以通過《勞動法》來解決對吧,然后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女工普遍反映的就是,那個月經期的時候,有些生理反應很嚴重的希望有休息,有些廠之前是有的,后來不知道為什么取消了。

  解說:駱紅梅說她們把女工經常遇到的問題,及解決問題的方編成小冊子到工業區做宣傳和探訪的時候,就會把權益手冊發給女工,2013年下半年,“向陽花”還聯合其他組織專門做了女工性騷擾的調研,并發布了一份調研報告。

  駱紅梅:那個報告里面的線%的人,都那個受到過性騷擾,其實應該不止這個數,因為有一些人根本都不覺得,那樣子的行為是一種性騷擾了,所以就是她覺得,可能是她沒辦法接受的,她才會把這樣的行為認為是性騷擾,所以我們那個數據是70%,然后當時深圳也有機構做了,它們的數據也是差不多,他們是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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