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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恩來」周恩來與初心使命

2019-04-25 21:43    來源:未知    

  1922年3月,24歲的周恩來在給覺悟社友人的一封信中說:“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這是周恩來確立主義信仰后昭告友朋的誓言,也是他一生堅守初心、牢記使命的精神動力。看似樸素淺白的一句話,里面有熱情,有堅守,有犧牲,更有忠誠。

  1898年,周恩來出生于一個破產的封建家庭。家與國的雙重衰敗,給了他深刻的生命感受和歷史記憶。他曾說,我小的時候讀章太炎先生發表在《國粹學報》上的文章,當時雖然讀不大懂,卻啟發了我的愛國的民族思想。

  1910年春天,周恩來跟隨伯父到東北求學。在奉天,他對老師提問的精彩回答,至今還在世間流傳——

  老師問:“讀書是為了什么?”學生中有的說,是為了幫助父母記賬;有的說,是為了謀個人的前途……周恩來則出人意料地回答:“為中華之崛起。”

  1913年,周恩來進入天津南開學校讀書。這所新式學校在嚴修和張伯苓教育救國思想的指導下,人才輩出,周恩來成為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中學畢業后,周恩來選擇到日本繼續求學。東渡日本前,周恩來回到沈陽母校看望同學,相約“愿相會于中華騰飛世界時”。周恩來又寫下“大江歌罷掉頭東”的詩篇。一句贈言、一首詩篇,表明了周恩來的遠大理想。

  在日本的求學生活,打開了周恩來由異域觀察故國的新視角。他除了深入觀察、深入社會生活外,每日都認真寫日記,真實地記載了他的所思所想。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平生最煩惡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并立志“想要想比現在還新的思想;做要做現在最新的事情;學要學離現在最近的學問。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實在,學問要真切”。

  他重拾從國內帶來的《新青年》雜志,覺得眼前豁然開朗,“我從前在國內所想的全是大差,毫無一事可以做標準的”。于是,他很快投入到留日學生反對北洋政府行徑的活動中,并加入了“以聯絡感情、砥礪品行、闡明學術、運用科學方法刷新中國為宗旨”的新中學會。

  周恩來1918年4月23日的旅日日記中,出現了“社會黨”“過激派”“賴寧(列寧)”“勞農”“社會主義”等奪人雙目的字眼。這期間,周恩來還閱讀了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等介紹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書籍,思想在各種的激蕩中日益深化。1919年4月回國前夕,他寫下一首詩《雨中嵐山》,詩作樸實無華,表現了周恩來初識馬列主義的收獲和歡愉心情。

  1919年4月,周恩來從日本回國,隨即投身五四。他受邀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并參與發起組織覺悟社,逐步成為天津學生的領導核心。

  1920年1月29日,周恩來由于領導斗爭被捕,系獄170天。后來,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談到自己對主義信仰的認識時說:“思想是顫動于獄中。”被拘代表們的獄中斗爭情況和日記,由周恩來編成《警廳拘留記》,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周恩來和獄友們學習討論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情況。正如他自己所回憶的:“這個時期,我的思想已從贊成而走向社會主義。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開始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烏托邦的。”

  1920年底,周恩來踏上了旅歐勤工儉學的道路。周恩來在法國補習法文的同時,開始進行深入的社會調查和對信仰的追尋。在確立信仰的過程中,他逐個剖析在西歐社會存在的幾大,認為無政府主義等都不能用、不管用……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主義思想在戰后的歐洲受到關注,特別是北歐新俄,尤其奪取西歐人民的眼球。周恩來認識到,以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德、法、英等國黨的勢力正逐漸壯大。特別是德國的黨較為活躍,黨員已號稱30萬人。法國的黨自從與社會黨后,獨立為黨,當時也已有大行發達的勢頭。

  經過反復地學習和思索,周恩來作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選擇,確立了主義信仰。1921年春,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周恩來加入了旅法的黨早期組織,同年7月,旅歐黨早期組織與國內北京、上海等黨早期組織一道,共同發起創建了中國黨。

  在確立信仰的過程中,周恩來也收獲了愛情。鄧穎超晚年回憶說:“有一次,我突然接到你(指周恩來)寄給我的印有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像的明信片,你在明信片上寫了‘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那樣,一同上斷頭臺。’”這段有關愛情和斷頭臺的回憶,是周恩來和鄧穎超生死與共的愛情盟誓。甜美的愛情和堅定的初心和使命,伴隨著他們一起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直到生命的終止。

  《黨宣言》宣示的正是黨人的初心和使命。1936年,周恩來曾對美國記者埃德加·說:“在赴法國之前,我從譯文中讀過《黨宣言》。”在德國特里爾的馬克思故居紀念館,還保存著周恩來延安時期讀過的《黨宣言》。

  周恩來對初心和使命的堅守,正如他自己在延安整風中所說:“經過大和白色恐怖的鍛煉,堅定了我對的信心和決心。我做工作沒有灰心過,在敵人公開壓迫下沒有膽怯過。”新主義時期如此,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是如此。終其一生,周恩來都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周恩來曾經說過:“人民的世紀到了,所以應該像條牛一樣努力奮斗,團結一致,為人民服務而死。”信仰的力量,支撐周恩來度過了生命的最后歲月。

  1980年8月,曾對意大利記者法拉奇形象地描述了周恩來的工作狀況:“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12小時,有時在16小時以上,一生如此。”而在身邊工作人員眼中,這樣的工作狀態更加具體可感。據周恩來秘書紀東回憶:“文化大”中,“凌晨或深夜他回來,有時候累得不成樣子,看他走的步履非常地艱難,拖著兩個腿,非常地疲勞。我在給他開車門的同時,他就把整個身體,趴在了我的身上,我右手攬著他的腰,左手牽著他的左手,那么一步一步地把他拖回到辦公室里,還得坐下來,在那里繼續,批我們給他放下來的那么厚厚的一大摞的文件”。

  1972年5月,周恩來被診斷患有癌癥,直到1974年6月1日才不得不住進了醫院。據記載,1974年1月至5月期間,周恩來的實際工作量為每日工作12至14小時有9天,14至18小時有74天,19至23小時有38天,連續工作24小時有5天。此外,從3月中旬到5月底的兩個半月內,除日常工作外,共計參加中央各種會議21次,外事活動54次,其他會議和談線次,約40天左右就要動一次手術。住院期間,周恩來會見外賓65批,在接見外賓前后與陪見人談線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談線次。每次會見時間大都是1小時左右,最短的一次15分鐘。

  在全國四屆一次會議上,周恩來見到了《黨宣言》中文版的首譯者陳望道。他殷切地對陳望道說:“當年長征的時候我就把《黨宣言》當作‘貼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黨宣言》,我真想再看一遍。”陳望道看著周恩來期待的目光,遺憾地搖了搖頭。周恩來接著說:“這是馬列老祖宗在我們中國的第一本經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國黨人的心病啊!”就在這一年的秋天,中文首譯本《黨宣言》被找到了。而此時,周恩來已經走上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再也無法翻閱這本激勵他一生的書了。(費虹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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